瘋狂的煤價
截至11月2日，秦皇島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607元/噸，連續十八期上漲，刷新年內最高紀錄，反彈至2013年6月的水平；焦煤、焦炭價格漲幅突破200%。
今年10月，因煤礦停產而賦閑在家三個月的鐘律，又回到了他在太原東山煤礦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東山煤礦）的工作崗位上。
這是36歲的鐘律，在這家山西省省屬骨干煤炭企業工作的第十一個年頭。從2005年進入東山煤礦開始，這位一線采煤工人經歷了中國煤炭業“黃金十年”發展期的大部分時間。
2003年-2012年，在中國宏觀經濟增長帶來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中國的煤炭產量以年均超10%的增長率，從15.5億噸增長到39.5億噸。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公布的中國煤炭企業百強榜單顯示，2013年煤企百強的營收逾4.17萬億元，2003年僅為2760億元。十年間，中國煤炭企業的營收規模增長超15倍。
作為煤炭行業“黃金十年”的標志之一，2008年7月，有著全國煤炭價格“晴雨表”之稱的秦皇島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指數，連漲十周突千元關口噸價，至1060元/噸。
“當時煤價高、企業效益好，我的月收入有八千多元。”鐘律說，“雖然工作辛苦但生活得很不錯。”
但好日子并不如鐘律預想得持久。煤價的高低直接左右著煤企的盈虧，煤企的經營狀況又決定了職工的待遇。在中國煤炭業“黃金十年”的快速發展期結束后，產能過剩、需求減少的矛盾開始影響市場。
中國煤炭業在2012年下半年開始進入下行通道。2012年1月初，秦皇島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于797元/噸；7月末，價格急跌，報收于626元/噸。
截至2015年末，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指數單邊下跌至370元/噸，較年初跌30%。煤炭價格下跌的同時，煤企的債務危機開始爆發。
鐘律的收入也跟隨著走低的煤價，一同“下墜”。多位東山煤礦的員工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在2015年的多數時間，一線礦工每月只發保障工資1500元，二線員工每月1200元-1300元，三線員工每月1000元，拖欠工資的現象時有發生。
2015年11月4日，四川最大的民營煤炭生產企業恒鼎實業1.83億美元公司債違約，成為國內煤炭行業首單債務違約。
鐘律回想當時的情境稱，自己心里也沒底。“那時聽說下一年（2016年）煤炭行業會更遭。”
集成期貨煤炭行業研究員鄧舜在去年接受界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2016年煤炭市場還有繼續下行的風險，銀行對煤炭企業的貸款變得謹慎，更多的煤企進入了“借債、還債，借更多的債、還更多債”以維持運行的惡性循環，債務違約風險激增。
進入2016年，盡管煤價在前兩個季度穩步回升，但漲幅波動比并不大。
包括山西焦煤集團在內的七大煤企，還面臨著超過一萬億元的總債務。今年7月，“一煤獨大”的山西省，罕有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進京路演推介。山西省副省長王一新帶領該省七大國有煤炭企業和兩家民營煤炭企業在北京金融街舉行推介會，尋求投資以緩解壓力。這在中國煤炭發展歷史上也不多見。王一新在會上承諾，省政府和國資委將建立必要機制，確保該省煤炭企業的融資不違約。
就在市場普遍看衰煤炭行業，山西政府為煤企站臺尋求投資時，一度在全球表現墊底的大宗商品，煤炭價格意外地出現了強勢反攻。
與過去五年中大部分時間煤價下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6月末，秦皇島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指數報414元/噸，較5月初上漲6.4%；較1月漲幅為11.6%。
從7月末至11月初，煤價以月均超過50元/噸的幅度上漲。截至11月2日，秦皇島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607元/噸，連續十八期上漲，刷新年內最高紀錄。該價格較1月上漲了63.6%，反彈至2013年6月的水平；焦煤、焦炭價格同樣一路飆升，漲幅突破200%。
“煤炭行業自身以及下游工業、房地產的‘去庫存’拉動了煤炭需求的上漲，這為煤價回升創造了一定空間。”分析師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但煤炭市場供大于求的基本面并沒有因此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煤價非理性的突然飆升讓市場感到頗為意外。”
在鄧舜看來，2016年煤價的快速上漲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結果。中國煤炭業在經歷“黃金十年”之后，行業進入去庫存、優化結構的調整期，整體庫存正在減少。加上2015年煤價過低，市場悲觀情緒進一步限制了煤企的生產積極性，在去庫存和產量減少的雙重作用下，煤價有了回升的基礎。
中國政府推出的供給側、消費側改革提振了煤炭市場。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減低工業和房地產庫存的工作任務，“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執行，刺激了下游用戶的需求。”他說。
今年2月5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下稱“7號文”）。“7號文”提出，在近年來淘汰落后煤炭產能的基礎上，2016年完成2.5億噸煤炭產能退出，用3-5年的時間完成煤炭行業退出產能、減量重組共10億噸。
“7號文”還要求，從2016年起，全國所有煤礦產量不再按照330個工作日實施，按全年276個工作日的產能儲備制實施生產，這相當于下調了原年產量的16%。
“中國煤炭業在‘去產能’的同時，產量逐步下降。”鄧舜說，“一些偶然因素也促成了今年下半年煤價的瘋漲。”
例如今年3月23日的同煤礦難。“意外事故的發生加速了供給側改革的執行力度。”鄧舜說。此外，中國入夏以來持續高溫增加了空調使用，7、8月用電量大增，使得在電力結構中占比70%的火電廠對煤炭的需求大幅增加，推升了煤價。
在焦煤市場，《華爾街日報》認為，中國鋼鐵市場的升溫以及亞洲鋼鐵價格的不斷上漲，為用焦煤煉鋼的鋼企創造了更多可用于補充原材料庫存的現金，中國在今年經歷了嚴重洪災，對受損基礎設施和建筑物的重建、整修也帶來更多鋼鐵需求。
分析師則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276個工作日的限產政策是本輪煤價上漲的關鍵因素。今年4月和5月，山西、內蒙和陜西陸續執行了該政策，山西省的產量收縮占全國原煤產量的約2%。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前10月，中國原煤累計產量約為27.39億噸，同比下降了10.7%。
“今年夏天煤炭需求快速上漲，此前關停的部分產能無法快速展開生產，使得資源進行了錯配，煤價快速上漲。”分析師說。
受益于煤價的狂飆行情，2016前三季度煤炭上市公司業績顯著改善。中信建投證券的研報顯示，因三季度煤炭價格大漲，27家煤炭上市公司凈利潤總額198億元，同比大漲144%。其中，中國神華前9月的營業收入約為1314億元，凈利潤約166億元。
刨除對行業影響較大的中國神華，其余26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合計實現凈利潤25億元，同比大幅扭虧。
盡管煤企經營狀況有所改善，但煤價漲勢并未助山西煤企走出困境。今年前三季度，山西七大煤炭集團仍身陷負債的泥潭，該省煤炭行業仍處于凈虧損狀態。另據中新社報道，山西省統計局稱，2016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煤炭工業盈虧相抵后的凈虧損為76.4億元，受三季度煤炭價格上漲帶動，較上半年減虧9.2億元。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煤炭經濟研究院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邢雷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受益于煤價快速上漲，今年最后一季度煤企的盈利狀況會更好一些，“但許多企業都將利潤交給了銀行還貸，”他說，“債務還是他們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中國正努力減少對煤炭的依賴，加上行業走勢并不明朗，煤企的發債并沒有因為煤價行情上漲而變得容易。”邢雷說，“國家已經出臺政策，鼓勵煤炭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是解決煤企債務的方式之一。”
煤炭價格的快速上漲使煤企盈利提升的同時，也導致了下游用戶的用煤成本增加。火電企業的業績因自身市場需求不足、燃料成本上漲而利潤驟減，煤電矛盾再次凸顯。
11月22日，在“十三五”電力發展機遇與挑戰專家討論會上，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規劃部副主任張琳表示，從今年9月開始，五大發電集團煤電板塊利潤由正轉負，相比去年同期盈利64億元，已轉變為虧損3億元；10月，五大發電集團煤電板塊的虧損進一步擴大至26億元。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袁家海給出的數據顯示，今年下半年，隨著煤炭價格上升，煤電企業生產成本平均上升了0.04元-0.06元/千瓦時。
另據《中國經營報》報道，11月末，華能、華電、大唐以及國電在內的四大電力央企，以電煤價格超出企業成本為由，聯合向陜西省政府提交了報告，希望政府上調電價。
某火電廠浙江分公司一位高管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煤價變動對火電企業的影響很大，2015年末煤價低得不正常，今年煤價的過快上漲也不正常。“只有煤價回歸到合理價位，才能使煤電雙方都受益。”
一邊要堅定執行去產能政策，一邊又要穩定市場。9月8日，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等部委，召集神華、中煤、華電等10家企業召開首次會議，啟動了抑制煤價過快上漲的預案。此后，為抑制煤價快速上漲，發改委連續針對煤炭供需形勢召開了七次會議，出臺多項政策穩定煤價。
政策之一是在10月1日-12月31日間，將全國煤炭作業時間從之前的276個工作日釋放至在276-330個工作日之間。此外，還要求有關地區、部門和企業進一步加快簽訂中長期合同，建立煤炭行業平穩發展的長效機制。
11月8日，神華集團、中煤集團與華電集團、國家電投集團簽訂了電煤中長期合同，確定了5500大卡動力煤基礎價為535元/噸，后續將參照市場變化相應調整。截至12月1日，已有15家大型煤企與下游企業簽訂了2017年中長期合同。
在發改委的強力調控下，煤價連漲趨勢被遏制。11月9日公布的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于606元/噸，環比下行1元/噸，結束了此前連續十八期上漲的局面。截至12月14日，新一期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于595元/噸，環比下行3元/噸，已連續六期下行。
鄧舜認為，當煤炭價格處于高位時，解決火電的虧損可以通過提高電價或降低煤炭價格的方法。政府之所以大力控煤價，是因為“大量的工業企業還需要靠低成本來運營，發改委不愿上調電價”，他說，“政府通過抑制煤價過快上漲，使煤價回到煤電雙方都能接受的價位。”
“在短期內，發改委推動的煤價長協可以穩定煤價。”邢雷表示，由于煤炭企業間的生產成本、運距遠近不同，全國定量、定價的方式可能會影響長協未來的執行情況。“可以通過煤炭企業和電力企業相互持股的方式，建立利益共同體，使雙方能相互分擔、對沖風險，從而推進長協的執行，穩定煤價。”他說。
“煤價過高會提升小煤礦的生產積極性，但不利于煤炭行業去產能。”關大利說。
鄧舜認為，當供大于求的主要市場矛盾沒有被明顯改善，煤炭企業的經營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性好轉的情況下，2016年此輪的煤價反彈已經提前釋放了市場預期，2017年煤價大幅、持續反彈并沒有現實基礎。
“近期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煤礦安全生產大檢查影響了煤炭產量釋放，部分產地甚至出現了煤價上漲，但不會再出現急漲急跌的情況。”鄧舜表示。
分析師則認為，未來煤價走勢還需要考慮宏觀經濟的發展情況，以及是否繼續推行276個工作日的限產政策。在12月1日的2017年全國煤炭交易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曾表示，全部執行276個工作日減量化生產措施，煤炭市場可能供不應求；全面放開也有可能出現嚴重的供過于求，但276個工作日的限產政策不會被放棄，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完善后以新方式執行。
對于鐘律而言，他無法對明年的煤炭行情作出判斷。“作為一線礦工，雖然知道待遇不會再像原來那樣高，但還是希望工資能夠高一點，穩定一點。”他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鐘律為化名）
來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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