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驥：煤電發展要算“大賬”
——訪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原副主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鄒驥
今年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首提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并且提出今年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根據國家能源主管部門任務分解情況，今年將淘汰落后機組500萬千瓦，停建違規項目3800萬千瓦，緩建項目700萬千瓦以上。
那么，如何看待我國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的決策?未來煤電行業資產重組將有哪些看點?如何理解煤電經濟性問題?中國電力報 中電新聞網專訪了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原副主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鄒驥，對以上問題作了深入剖析。
煤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中國電力報：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您怎么看待對于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的決策?
鄒驥：我對于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于煤電的政策是認同和支持的，這也是基于現在的事實。確實，從發電小時數看，從投資的費用效益角度看，政府工作報告已經充分注意到了當前煤電投資和產能過剩風險的問題。再者，這也表明在煤電行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為很明顯，當前煤電行業的供給和需求是脫鉤的，供給已經超出了可預見的需求。這是不利于行業發展的，也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講求效率的要求。
我們要優先發展清潔能源，特別是非化石能源。這也是兩會上獲得特別強調的話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是對總需求量有制約，再一個是能源結構要調整，很顯然清潔能源要優先發展。這樣，煤電的增量投資需求肯定要受到嚴格控制。
當然，這也符合我們貫徹落實《巴黎協定》的政策方向。一個國家戰略，一定要及早動手，不能存在將就、湊合、幻想的念頭，越早行動就越主動。為了防止被化石能源鎖定，為了及早實現國際承諾，就必須大力調整能源結構。要更嚴格地把緩建、取消違規煤電項目落到實處。另外，這也是中國經濟轉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要從這個高度去認識。
在未來要實現結構常態化、機制性的調整。在投融資、規劃等體制機制改革方面下功夫。需要反思，按照現有的規劃、現有的投融資體制、現有的審批機制，為何會出現煤電產能過剩風險的問題。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我們要深思，而且要逐步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只有通過改革才能促進能源結構的調整，把煤電的比例調下來。
除了治標，還要治本。治標方面，就是在審批過程中，將違規的取消，有一些要緩建。治本方面，就是要把經濟效益、市場信息緊密結合到項目的投融資機制里面來。將多建的、不符合能源結構調整方向的項目，在體制機制上就不能得到批準。即使已經獲批的，也很難在銀行貸到款。所以要加強綠色金融的發展。
煤電行業未來發展要實現良幣驅逐劣幣
中國電力報：國資委表示，今后煤電行業將成為資產重組的重點領域。您覺得即將發生的煤電行業資產重組將會如何改變這一行業?
鄒驥：總的預期或目標，是要通過資產重組達到一個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要把落后的產能，包括效率低的、污染重的裝機，要進一步淘汰掉。要給清潔的、高效的能源更多的市場份額，讓它們更多地發電。資產重組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另外，在資產重組過程中，技術研發的力量要重新組合，企業管理優勢重新組合。總而言之，要做到優勝劣汰，要做到發揮比較優勢。有一些不良的資產要逐步淘汰掉，優質的資產要增加發揮作用的機會。當然涉及具體的地區和企業要一事一議。
而且，資產重組有不同的層面。在煤電內部有重組的問題。我相信超超臨界的、超臨界的機組將會有更大的發電份額。而技術水平低、裝機規模小、污染嚴重的低效機組要進一步被淘汰出去。另外，在跨能源品種層面，比如煤電行業和天然氣，有沒可能進一步重組?比如擴大天然氣的裝機和發電份額。我覺得，利用資本的紐帶，可以打破能源品種的界限。對于以煤電為主的企業，在煤電市場容量下降的情況下，可以利用資產重組的紐帶，向可再生能源、天然氣，甚至于核電發展。可以投資入股，這也符合產業政策的方向。
煤電成本要算“大賬”清潔能源優勢將更明顯
中國電力報：今年兩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煤電是電力經濟性的重要支撐。您怎么看待在煤電主體地位減弱之后的電力經濟性問題?在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沒有降下來之前，煤電裝機增速減緩會否導致發電成本上升，從而導致用電成本上升?
鄒驥：這個要從兩個層面來看。說煤電比較便宜，從財務分析上來看，確實是便宜。但是這個便宜是建立在很多外部成本沒有內部化的基礎上的。主要是污染的成本，比如說霧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但是一個必然趨勢是，我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無論是從治理成本，還是從費稅成本來看，煤電如果把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話，脫硫、脫硝等末端治理設施足額開動，環保標準真正落實到位，煤電的成本就不會像現在這么便宜了。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清潔能源的成本在下降。首先，天然氣從碳密度、污染物排放等角度來看，比煤電要清潔。在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成本會逐漸下降。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也在急劇下降，當然這個下降的過程在可預見的未來，比如十年、二十年之內，絕對成本依然是高于煤電的，但是與煤電成本的差距會不斷縮小。
使用清潔能源，看上去會使發電成本會絕對上升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我們經濟發展的水平也在上升。我們用清潔能源所付出的代價是可承受的。這些成本在GDP中的占比，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不會上升，或者說上升得非常微小。
比如說，現在我們用清潔能源，額外增量成本，可能會占到GDP的1%或2%，將來絕對成本上升了，但是GDP也在增加。那么GDP增長的速度完全可以覆蓋掉能源成本的上升。對于政府、企業、居民，這個上升是可承受的。而且通過政策措施，可以將這一增量成本合理分攤。但是換來的是更有效率的能源、更清潔的能源和更好的環境質量。它的效益又是巨大的。盡管這一效益不是每一家企業的、每一個工廠的，但是它是全社會的效益。在這個情況下，應該說清潔能源在成本上的優勢會越來越明顯。我們算的是經濟成本，這是一筆更大的賬，不完全是財務成本。
當然，我有一個判斷，煤電在整個發電行業的主體地位還將長期保持，但是在持續下降中的。我們正是要抓住這個機遇，去主動地、有序地調整，把煤電的比重逐漸地降下來。這是大勢所趨的問題。煤電行業更應該主動自我改革，自我調整。越主動，前景就會越好。
來源：中電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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